有时我也着急、很焦虑，毕竟BlockCity的目标远大、前进却太慢，其实我们完全能加速，让总体发展更快些。
多加一些人手，就能开发更多产品功能；地铁广告多投放一些城市，就能带来更快的用户增长；多做一些媒体宣传和包装推广，就会有更多人知道和加入BlockCity；多和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导沟通，就能获得更多支持和背书；多对接整合一些行业资源，就能拓展新的市场机会；
可诸如此类被朋友们认为该做、且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们思前想后并没有做，或选择了暂时不做；
BlockCity是可以更快、但还不宜加速，宁可先猥琐发育，也不要突飞猛进，并非我们消极保守或懒惰，这背后与其说是基于认知和理念，不如说是一种本能，是基于我作为创始人的一种感觉，如果硬要说这种感觉多少也有理性的成分，那就是我对自身、产品、用户的了解和对外部环境、未来趋势的判断。
另一方面，作为创始人兼CEO，我不仅要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，还要为本该发生、却没有发生的事情负责，所以我时常担心的是，自己停留在一个很低的维度里折腾，却无法突破自身局限、上升到更高的维度、把BlockCity做得更好；而这就是个客观事实，因为永远都存在更高的维度。
张一鸣说过一句话，就曾让我反复困扰，他说，“如果能回到几年前，我最想提醒自己的话就是，要激进再激进。”
这让我多次纠结思考，在BlockCity的创新方向和规划路径都足够确定的前提下，我们是否应该更加果断和大胆一些，以求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突破？哪怕会冒某些并不致命的风险；这样几年之后，就不会因为相对保守而在复盘时懊悔“相比现在的结果，我们原本可以做得更好、赢得更多、离伟大的目标更近几步，只需把那些想做也能做、却顾虑风险而没做的事情付诸实施，甚至只需把迟早要做的事情提前推进”。
我真的能体会到张一鸣说这句话的意味和他当时的心境，我也担心BlockCity错失加速发展的机会，害怕有辱使命只因把风险顾虑太多，但我转念又想，这句话从张一鸣嘴里说出来，算不算是一种幸存者偏差、即成功者的后见之明？
回过头来看清楚过去总是容易，难的是身处当下、如何看清未来。
和张一鸣不同的是，有更多貌似激进的创业者，最终承受了世俗意义上失败的结局，当他们回首时又会如何反思？会不会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所谓的激进。
又或许错不在激进本身，而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、客观上就有不同的结局，而每一个失败和成功背后，都是由太多因素影响和决定，最终不过是一种概率上的结果。
何况激进不激进，都是事后归因的总结，什么样才叫激进？怎么样做就不激进？我们如何评判当下的做法算是激进还是不激进？
是不是也得要日后结合成败的结果才好评定？如果败了，那过去的不保守就算得上是激进了；如果成了，那过去再激进，其实也还应该更激进些；可当初若真的更保守或更激进，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、结局会不会不同，谁知道呢？就像无论你现在怎么做，谁又一定知道将来的结果？
正如诺奖得主默里·盖尔曼所说：“我们太容易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看成命中注定，而实际上，它们只是众多可能性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。”
BlockCity被各种声音提醒过“要激进再激进”，甚至“加快步伐、做大做强的诱惑与冲动”常来自于我的内心，但每次经过冷静权衡和内部讨论后，我们仍坚持只能以适合自身的节奏、走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路上；
我没有张一鸣聪明，不如就做个笨小孩，下点笨功夫，稳中求进步步为营，用时间换空间；这不是刻意放慢速度，而是抛开所有杂念、坚持自己的节奏。
也争取做到无需琢磨要不要激进，不必推敲当下算不算激进，我想这才是创业更好的状态；笨一点，平常心，坚持务实和长期主义，这本是我们不变的基因。